廖汉生退居二线后被任命为中央爱卫会主任，特意去请教余秋里：这个职务究竟是负责什么工作的？
1983年初，北京的西客站寒意甚浓。六十六岁的廖汉生提着一只军绿色行李包，迈下车厢台阶。迎面而来的余秋里爽朗地笑着，却给了他一句并不算热身的开场白：“老廖，欢迎回京，你的新任务——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。”廖汉生愣了几秒，随口问：“这是做啥的？”余秋里拍拍他的臂弯：“简单说，就是让亿万老百姓喝上干净水、住上干净屋。”话虽简短，分量却不轻。
消息没有外泄，可不少老部下已经嗅到风声：昔日枪林弹雨的军中政委，要去管茅厕、管蚊蝇？有人惋惜，有人不解。可熟悉廖汉生脾气的人明白，他在意的从来不是帽子大小，而是能否干成事。想到四年前初到沈阳军区时雷厉风行的种种，他们的疑问很快化作期待。
时间拨回到1979年秋。那年十月，王震、杨勇到南京军区视察，一句“中央军委考虑让你去东北”让廖汉生颇感意外。他立刻写信婉拒，理由是“年过六旬，恐拖改革后腿”。结果可想而知——请示没批。1980年1月30日，火车晃晃悠悠向北疾驰，他携带的只有两只随身包和一摞厚厚的笔记本。次日清晨抵沈阳，李德生代表军区迎接，没敲锣打鼓，没列队欢迎，按照他的交代，简单寒暄后直奔机关。
到任第一件事，他划掉接风宴、退回专场电影票，住进招待所普通房。随后在夜色里钻进团营连寝室，和士兵同铺。有人问他图什么，他只留下一句话：“摸底气，不摸排场。”数周里，军区机关听得最多的是“谁的子女谁管”。原因很直接：干部子女扎堆城市医院、文职机关，占着指标，普通战士苦等转业无门。常委会上，他把一沓调查表拍在桌上：“这事不改，谈啥战斗力？”会后，军区下发会议纪要，明确凡借父母职权违规进机关者，一律回炉，身份合不合规重新审。纪录显示，当年共有百余人被劝离，涉及处以上干部子女七十多人。震动不小，却让基层拍手称快。
纪律抓住了，队伍更新又被他提上日程。1981年春，辽西野外训练场上，一批刚过而立之年的营连主官指挥演练，背后正是廖汉生亲自点名的“快进名单”。军区统计，两年内新提拔团长二百一十名，平均年龄降到三十六岁，参谋长里出现了留苏归来的火炮专家，也有国防科大毕业的雷达尖兵。老人退、青年上，矛盾难免，他先在机关院里圈出一块地，建起离休公寓，房子不豪华，却离医院近，生活配套齐全。几位老首长搬进去后打趣：“住得舒坦，心也踏实，年轻人放心飞吧。”
1982年6月，中央军委座谈会讨论大军区精简整编。会议间隙，廖汉生把方案摊开，对身旁几位首长道：“刘振华比我小十岁，观点新，气也足，我退一步，他上。”没有客套，提议当天记录进会务备忘录。十一月，他整好行囊，离沈阳返京，暂住京西宾馆，家属则按组织安排搬至首都南郊干休所，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场对话。
接手爱卫会后，他先挑最难啃的骨头——农村饮水。1983年夏，他带队奔云南、贵州，山路颠簸两千多公里。村口水井缸里浑水翻泡，小学生提桶得先舀虫。“改水，是命根子。”一些老人直白诉苦。调研报告递上去，两个月后中央批示：力争1990年前使八成乡村人口喝上安全水。文件落地，还需动员。廖汉生熟悉兵法，把县、乡、村三级任务分解，奖惩细则挂墙。技术不懂，请水利专家；资金紧张，引入以工代赈；宣传乏力，就把爱国卫生老办法搬出来，家家户户评“清洁户”。模式走通后，湖北竹山县、山东临沂先后试点成功，引起卫生部、水利部联合推广。
在任五年，他多次拒绝地方“热闹接待”，却乐得和工程队蹲在山沟吃苞谷饭。1986年，全国农村新建集中供水工程数目比1982年增长近三倍。有人夸他有魄力，他摆手：“人多力量大，我不过是打头锣的。”1988年换届，他谢绝再连任，把未完的项目交给接班人，仅留下满桌资料。“接力棒得传，不许慢半拍。”这句叮嘱，如今仍贴在爱卫会办公室旧柜门里。
纵观他在军中与爱卫会的两段经历，一条清晰的脉络贯穿始终：凡事先摸底、先立规，再发动群众，最后让制度去说话。正因如此，无论是整顿军区特权，还是推动山村饮水，他都能在最短时间内撬动最广泛的支持。或许这就是老将军退下戎装后仍能掀起波澜的关键——纪律、务实、敢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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